1945年3月20日的上海新昌路，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黎明。当警方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时，映入眼帘的是民国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凶案现场——被分割成十六块的丈夫尸体，整整齐齐码放在樟木箱中。这个被称为"酱园弄杀夫案"的事件，即将掀起一场席卷整个上海滩的舆论风暴。
詹周氏握着菜刀的手还在颤抖，她看着满地暗红的血迹，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件多么可怕的事。这个29岁的女人不知道，她的命运从此将与"民国四大奇案"紧紧纠缠，更不会想到，七十年后她的故事会被搬上银幕，成为陈可辛导演新作《酱园弄悬案》的灵感来源。
血案背后的真相远比想象中残酷。当小报记者们忙着用"当代潘金莲""箱尸案"等耸动标题吸引眼球时，没人关心这个瘦弱女子为何会举起屠刀。詹周氏8岁被卖到烟土商行当养女，21岁被迫嫁给大她12岁的詹云影。婚后才两个月，丈夫就带着怀孕的情妇兰喜回家，而善良的詹周氏不仅收留了这对母子，还帮孩子找了养父母，为兰喜安排了新婚事。
旧货店老板詹云影的恶行远不止于此。他酗酒、赌博、嫖娼成性，把妻子当成出气筒，动辄拳脚相加。邻居们常听见阁楼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无人敢管这"家务事"。最绝望时，詹周氏曾喝下毒药，却被邻居救回。案发当晚，当她提议卖家具做小生意时，丈夫那句"有钱还不如去赌"的嘲讽，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上海滩的媒体很快将这场悲剧变成狂欢。《申报》用200字短讯点燃舆论火药桶，其他小报立即跟进，添油加醋编造出"通奸杀夫"的香艳剧情。一时间，"游街示众""凌迟处死"的呼声甚嚣尘上。直到庭审那天，挤在浙江北路法院外的市民才惊觉，被告席上那个瑟瑟发抖的弱女子，与报纸描述的"毒妇"判若两人。
转机出现在1945年6月。女作家苏青一篇《为杀夫者辩》如惊雷炸响，这位与张爱玲齐名的才女尖锐指出："旧式女子只有两条路——自杀或者杀人！"关露随即发表《詹周氏和潘金莲》，将文学形象与现实悲剧并置，质问社会对女性的结构性压迫。知识界的声援让案件出现戏剧性转折，连辩护律师都没想到，他们等来了更大的变数——日本投降。
汪伪政权倒台使司法程序推倒重来，1947年元旦的大赦令更让詹周氏绝处逢生。当狱警告知死刑改判15年时，这个历经磨难的女子竟露出入狱后第一个笑容。后来移居江苏大丰农场的她，在1959年结婚证上郑重写下新名字"周惠珍"，仿佛要用这三个字，埋葬前半生所有苦难。
这桩跨越两个时代的奇案，折射出太多值得深思的命题。媒体审判的暴力如何扭曲真相？司法制度怎样在舆论裹挟中保持独立？更令人唏嘘的是，詹周氏的故事在今日仍具现实意义——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三天就有一名女性死于家庭暴力，而多数施暴者仍逍遥法外。
当《酱园弄悬案》的镜头扫过那些斑驳的里弄墙壁时，观众或许会想起，在这些砖石缝隙间，曾真实流淌过一个女人的血与泪。而苏青那支为弱者呐喊的笔，关露那些振聋发聩的文字，都在提醒我们：任何时代的进步，都始于对弱势群体的看见与声援。
詹周氏最终在苏北农场找到平静，但历史不会忘记，在那个春寒料峭的黎明，有一个被逼到绝境的女人，用最惨烈的方式，撕开了旧时代婚姻制度的脓疮。她的故事，永远定格在民国司法档案泛黄的纸页间，成为丈量社会文明进程的残酷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