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镜头随着一辆黄色计程车穿梭在德黑兰的街巷时，《计程人生》早已超越了交通工具的物理属性，成为观察伊朗社会的移动万花筒。这部荣获柏林金熊奖的作品，以伪纪录片的形式将观众带入导演贾法·潘纳希被禁锢却依然蓬勃的创作世界。
这位被伊朗政府禁拍20年的导演，将计程车改装成流动摄影棚。行车记录仪捕捉的不仅是路面轨迹，更是被遮蔽的社会真相。当乘客们带着各自的故事钻进车厢，德黑兰的市井百态便在这方寸空间里次第绽放——从兜售盗版碟的商贩理直气壮地谈论文化管制，到捧着鱼缸的老妇人念叨着古老迷信，每个片段都是对当代伊朗的精准切片。
影片最动人的篇章来自导演的侄女。这个举着DV完成作业的女孩，意外记录了拾荒男孩捡到婚礼红包的伦理困境。50元纸币在贫富悬殊的语境下化作道德试金石，孩子执拗地攥着"能给爸爸买药"的钞票，与女孩"作业必须传递正能量"的坚持形成尖锐对峙。这场戏中戏的设定，巧妙呼应着导演自身在艺术表达与现实禁锢间的挣扎。
车厢里流动的不仅是乘客，还有各种被压抑的声音。全身浴血的伤者与妻子关于遗产继承的争执，揭露了女性缺乏财产保障的残酷现实；而女律师改行卖花的遭遇，则暗示着知识阶层遭遇的系统性打压。潘纳希始终用幽默消解着沉重，当盗版贩子质疑"刚才吵架的乘客是演员吧"时，虚实界限的模糊恰是对审查制度最辛辣的嘲讽。
影片在暴徒砸毁摄影机的黑屏中戛然而止，这个充满隐喻的结尾如同创作自由的墓志铭。但那些已记录的影像，就像潘纳希藏在车座下的记忆卡，成为刺破铁幕的微光。当西方观众通过银幕看见德黑兰的烟火气与荒诞感时，这部用行车记录仪完成的杰作，已然完成了对艺术禁锢最优雅的反抗。
值得玩味的是，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盗版电影话题，恰是伊朗民众文化饥渴的写照。从伍迪·艾伦到《吸血鬼日记》，被禁的西方影视作品通过地下网络流通，这种黑色幽默式的文化博弈，构成了当代伊朗更复杂的现实图景。而潘纳希的创作，正是镶嵌在这幅图景中最耀眼的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