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那年，青茂的世界彻底崩塌。父亲缠绵病榻，母亲梅英却频繁外出，将家庭责任抛诸脑后。某个阴沉的午后，少年尾随母亲的身影，意外撞破她与情人的幽会。那一刻，母亲脸上陌生的欢愉表情，像把尖刀刺进男孩的瞳孔。当父亲在病痛与背叛的双重折磨下撒手人寰，青茂决绝地与母亲划清界限，搬进父亲挚友吴家的屋檐。而梅英带着幼子青昌和女儿青萍投奔情夫，却不知等待她的是遗产被挥霍殆尽、幼女因病夭折的悲剧人生。十年间，改嫁给亡夫表弟的梅英屡次北上，颤抖的手指叩响吴家大门，却始终未能融化长子心中冻结的恨意。
这部拍摄于1972年的《母亲三十岁》，以惊人的现代性撕开了传统家庭伦理的虚伪面纱。当梅英面对丈夫"不能等我死后再找男人吗"的质问时，她理直气壮的反诘："谁知道你能活多久"——这句石破天惊的台词，让银幕前的观众在1970年代的台湾影院里倒抽冷气。导演宋存寿以手术刀般的精准，解剖着这个被情欲与母性撕扯的灵魂：她可以上午刚领完亡夫保险金，下午就与情夫泛舟碧潭；也能在小女儿高烧不退时，沉迷于新买的口红与耳环。这种近乎残酷的真实感，让人联想到是枝裕和《无人知晓》里那个抛弃子女的年轻母亲。
影片中埋藏着无数耐人寻味的细节。梅英改嫁后，镜头扫过她精心布置的佛堂，香炉里升起的青烟缠绕着观音慈悲的面容。这个曾经纵情声色的女人，如今每日诵经礼佛，可当她听说长子交了女友，立刻脱口而出："我的儿子自己都摸不着，不能让别人抢去。"佛龛与妒忌形成的荒诞对照，暴露出人性中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更讽刺的是，当小儿青昌长成游手好闲的混混，梅英对长子的思念突然变得炽烈——这种带着功利性的母爱，在她说"青昌要是争气点，我也不会这么想青茂"时显露无遗。
青茂的成长轨迹同样令人唏嘘。那个在雨夜蹲守母亲情人家门的少年，成年后成了情感关系的施虐者。他对女友玫中忽冷忽热的态度，恰似当年母亲给予的创伤重演。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医院那场戏：已成为医生的青茂为陌生女患者听诊时，听诊器接触皮肤的瞬间，他的手指突然颤抖——这个精妙的肢体语言，泄露了潜意识的恐惧：所有女性都可能成为背叛者。这种心理创伤在影片开头就有预兆：十二岁的青茂透过门缝目睹母亲偷情时，背景音里时钟的滴答声被刻意放大，象征着纯真时代的终结。
李湘塑造的梅英堪称华语电影史上最复杂的母亲形象之一。她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划过情夫胸膛的慵懒，与后来在佛前合十的枯槁手掌形成强烈对比。这个角色最震撼之处在于其拒绝忏悔的倔强：即便在女儿夭折后，她依然对吴伯母说："我照顾丈夫也是为了自己，总要有人养老。"这种赤裸裸的生存逻辑，打破了传统苦情戏中"坏母亲"终将悔悟的套路。值得一提的是，饰演青茂的秦汉当时刚出道，他眼中那种混合着恨意与渴望的复杂眼神，完美诠释了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当代变体。
影片的时空结构暗藏玄机。1970年代的台湾正在经历经济起飞，片中不断闪现的霓虹招牌、新式公寓与梅英越来越时髦的穿着，构成了一幅社会转型期的浮世绘。当青茂乘坐的火车驶过尚未拆除的中华路违建区时，车窗倒影里交错着传统瓦房与新建百货公司的影像——这何尝不是母子关系的隐喻？旧道德与新欲望的拉锯战，在每一个急速现代化的社会里反复上演。
宋存寿导演的镜头语言充满文学性。开场梅英乘坐的三轮车穿过蜿蜒巷弄，车篷投下的阴影如毒蛇般游过她明媚的脸庞；结尾处母亲追逐火车的长镜头里，月台地砖的几何图案逐渐扭曲成记忆迷宫的回廊。最绝妙的是那场车祸戏的处理：没有鲜血，没有尖叫，只有梅英的丝巾缓缓飘落在铁轨上，宛如她破碎的人生终获解脱。这种诗意与残酷并存的叙事风格，比后来许多直白的伦理剧高明太多。
五十年后再看这部作品，会发现它早已预言了当代社会的诸多困境。当今天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父母皆祸害"小组和"原生家庭"讨论时，《母亲三十岁》早就给出了关于家庭创伤最清醒的诊断。梅英这个角色令人想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十八岁就为人母的她，或许从未有过选择人生的机会，最终活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恶女——包括她最爱的儿子。
影片最后十分钟堪称华语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结尾之一。垂老的梅英终于追上儿子的火车，却在四目相对的瞬间被命运截停。这个希腊悲剧式的结局，让所有道德审判都显得苍白。当火车汽笛声吞没母亲的呼喊，观众才惊觉：我们每个人都是青茂，也都可能成为梅英。那些无法和解的往事，终将成为飞驰列车窗外的模糊风景，而生活，依然要轰隆隆地向前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