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暗的审讯室里，白炽灯在张显宗苍白的脸上投下锐利的阴影。这个智商高达127的年轻人此刻正机械地重复着分尸过程的细节，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而在隔壁房间，唐文奇蜷缩在椅子上，用孩童般懵懂的眼神望着单向玻璃，时不时发出神经质的笑声。这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灵魂，却在命运齿轮的咬合下，共同谱写了一曲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交响乐。
真实案件的血色迷雾从银幕上弥漫开来，2013年大角咀那起震惊全港的逆子弑亲案，经过导演何爵天的手术刀般的解构，在《正义迴廊》中呈现出比新闻报道更触目惊心的肌理。当张显宗用超市买来的斩骨刀分解父母躯体时，镜头没有直接展示血腥场面，而是通过刀具反光里扭曲的人影、排水管堵塞时泛起的可疑泡沫，以及邻居投诉的"炖汤异味"，让观众在想象中完成更可怕的拼图。这种克制的暴力呈现，恰如陪审团成员高思钧的哲学思辨："我们越理解他为何杀人，就越成为共谋"。
影片的叙事结构宛如精密运转的司法齿轮，在三条平行轨道上推进：法庭上控辩双方的短兵相接，陪审团会议室里的众生相，以及通过舞台剧形式重构的犯罪现场。特别令人拍案的是对九人陪审团的刻画，这个微型社会里既有引经据典的哲学系毕业生，也有被数字时代抛弃的何富老人。当众人讨论网络论坛"高登"曝光的案情时，何富那句"高登是商场吗"的疑问，不仅制造了黑色幽默，更尖锐揭示了司法程序中被忽视的认知鸿沟——当正义需要普通人的常识来判断时，常识本身却正在分崩离析。
在两位主演教科书级的表演中，杨伟伦塑造的张显宗堪称当代麦克白。他在父母遗体旁背诵《李尔王》台词的场景，将文学青年的矫饰与杀人魔的冷血焊接得令人胆寒。而麦沛东饰演的唐文奇则像一面哈哈镜，当观众以为看清他智力缺陷的真相时，某个瞬间的眼神闪烁又会颠覆所有判断。这种精心设计的模糊性在终幕达到巅峰：出狱后的唐文奇坐在蛛网密布的房间里，那些越来越流利的自辩词，究竟是记忆恢复还是谎言进化？导演留下这个开放性谜题，恰似法庭天花板那盏始终摇晃的吊灯，将道德阴影投射在每个观众心头。
影片对香港司法制度的呈现充满隐喻张力。当检察官强调"冤狱比放过有罪更不公义"时，镜头扫过陪审团成员各异的表情——有人沉思，有人冷笑，有人昏昏欲睡。这种对比巧妙解构了法律术语的庄严感，暴露出正义机器运作中的人性变量。而反复出现的蜘蛛意象，从唐文奇衣服上的蛛网花纹到法庭装饰的金属蛛网浮雕，都在暗示真相往往被困在认知的罗网中央。
作为2022年香港影坛的现象级作品，该片在商业与艺术平衡上展现出惊人成熟度。舞台剧出身的导演何爵天将剧场美学完美嫁接至电影语言：当张显宗的幻想场景突然撕裂现实画面，当证人席旋转变成犯罪现场，这些打破第四面墙的设计绝非炫技，而是对"真相是否可知"的视觉诘问。洪嘉豪演唱的主题曲《活谁的命》更如一把钝刀，用"用一滴血液换天下太平"的歌词，剖开集体正义表象下的个体创痛。
在近年香港电影新浪潮中，《正义迴廊》与《毒舌大状》《窄路微尘》等作品共同构建起一套独特的城市病理学报告。不同于传统犯罪片对奇观的追逐，这部电影将镜头对准司法齿轮咬合时迸溅的火花——那些被卷进机器里的，可能是某个会计的账本误差，可能是哲学系学生的思辨游戏，更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尚未被唤醒的张显宗。当片尾字幕升起时，令人坐立难安的不是血腥场面，而是发现自己竟能理解恶魔的逻辑——这种认知颠覆，或许才是真正的"三级片"警示。
从犯罪现场到法庭再到陪审团会议室，电影构筑的多棱镜结构中，最刺眼的反光来自对平庸之恶的现代诠释。张显宗书架上那本被翻烂的《罪与罚》，唐文奇电脑里残留的MSN聊天记录（这个怀旧细节巧妙消解了时间感），都在提醒观众：恶魔从不觉得自己在作恶，他们只是用自己相信的逻辑活着。这种认知颠覆带来的战栗，远比视觉冲击更持久，就像渗入地板的血渍，即便表面清理干净，仍会在潮湿天气里泛出隐隐锈色。
当香港电影院线越来越被合拍片占据时，《正义迴廊》这样的作品证明本土创作依然保有解剖社会的锋利刀刃。它不仅重新定义了犯罪类型片的可能性，更通过司法程序的显微镜，展现出时代病灶的病理切片。那些在陪审团会议室里争吵的声音，何尝不是整个社会的精神症候？而银幕上始终未给出明确答案的悬疑，或许正是导演留给这个价值破碎时代的一道思考题：当所有人都确信自己掌握真相时，正义本身是否正在被分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