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海滩上，一位提着旧公文包的老人独自徘徊。潮水退去后，海面突然浮现出两座巨型手掌雕塑，被锈迹斑斑的手铐禁锢着，却固执地向岸边移动。阴云随着巨手的逼近笼罩天际，咸涩的海风里渐渐弥漫起乳白色的雾气，老人本就模糊的视力此刻更看不清十步之外的礁石。
令人意外的是，老人对这番异象毫无惧色。他像遇见老相识般点点头，索性坐在潮湿的沙地上，将公文包横放在膝头。这一坐便是三十载春秋，直到某个清晨，海雾突然消散，阳光如碎金般洒在老人佝偻的背上——当视线终于清晰时，人们看见他浑浊的眼里蓄满泪水。
在台北某家养老院的病床上，许桑从噩梦中惊醒。心脏监测仪的警报声中，他再次梦见那个浑身弹孔的故人。医生宣布他最多只剩三个月寿命，这个诊断反而让老人眼中燃起火光。他执意办理出院手续，女儿不解地望着父亲收拾那套三十年前的黑西装，没人知道这个倔强老人要踏上怎样一段迟到的忏悔之旅。
时间回溯到1950年代的读书会。年轻时的许桑与陈桑因讨论哲学著作被捕，在刑讯室里，烙铁灼烧皮肤的焦糊味最终击垮了许桑的意志。他供出了挚友的藏身处，换来的是陈桑被押往马场町刑场的枪声。这个秘密像毒藤般缠绕着许桑的后半生，每当电视里播放政治新闻，他都会神经质地掐灭烟头，仿佛又听见了当年的行刑队口令。
电影《超级大国民》用蒙太奇拼接着两个时代：1990年代的黑金政治乱象与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阴影。导演刻意将许桑塑造成不完美的幸存者——他会因风湿痛咒骂天气，会偷偷把药片藏在假牙盒里，会在女儿提及女婿参选时摔碎茶杯。这些细节消解了历史受难者的神圣光环，却让那段窒息的岁月更显真实。
许桑的寻访路线犹如打开记忆的钥匙。第一位老友游桑总穿着旧日军装，萨克斯风吹奏着《军舰进行曲》。镜头随着旋律闪回到日据时代，年轻人们穿着立领制服在神社前合影。当画面切回现实，游桑的乐器早已走音，就像那些被水泥覆盖的鸟居，只剩不成调的残响。
城市街头突然爆发的反核游行让许桑怔在原地。举着标语牌的年轻人从他身边跑过，"罢免"的呼喊声震得他耳膜生疼。老人下意识摸向西装内袋——那里本该别着禁书《自由论》的抄本，如今只摸到一盒救心丹。吴教授家的场景更令人心碎，昔日侃侃而谈的学者现在戴着锡箔帽，坚信脑中被植入监听芯片，妻子红着眼睛解释："他说这样特务就找不到思想犯罪证据了。"
在寻找第四位知情者的途中，许桑经过正在拆除的违章建筑。铁球砸向墙面的轰鸣声中，一窝雏鸽从废墟里惊飞。老人仰头望着它们掠过选举广告牌，广告牌上女婿的脸正对着镜头微笑。这个充满隐喻的画面揭示着：暴力的形态会改变，但权力对个体的碾压从未停止。
当许桑最终站在杂草丛生的乱葬岗前，摄影机用360度环绕镜头展现这片被遗忘的土地。没有悲壮的配乐，只有风吹过芒草的沙沙声，以及老人从公文包里取出的那本《罪与罚》——1952年的版本，扉页上还留着陈桑的批注。他颤抖的手指抚过泛黄的纸页，终于说出憋了四十年的那句"对不起"，而回答他的只有远处传来的渡轮汽笛，像一声悠长的叹息。
影片结尾处，许桑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窗外是台北101大楼的施工灯光，钢筋碰撞声与当年监狱的铁门声奇妙地重叠。床头柜摆着两张照片：一张是读书会成员的合影，另一张是女儿刚寄来的全家福。在意识消散前的最后一刻，老人突然露出微笑，仿佛看见陈桑站在海滩的晨光里，正对他比出那个代表胜利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