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影交错的电影世界里，总有一些创作者的故事比电影本身更耐人寻味。他们或许不是银幕前最耀眼的存在，却是幕后最执着的追光者。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女性导演，正是一位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的追梦人。
说起这位导演，许多人第一印象或许还停留在2022年那场轰动一时的舆论风波。当时，她在网络上公开与前资方的官司纠纷，以近乎决绝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权益。这一举动让不少人将她标签为"难搞的刺头"、"不顾后果的愣头青"。但真正接触过她的人都知道，现实中的她与这种刻板印象形成了奇妙的反差——她爱说笑、善于自嘲，言谈间总带着一种举重若轻的幽默感。
时间倒回至2014年，那时的她刚刚决定走出家庭主妇的身份束缚，自筹资金拍摄了处女作《黑处有什么》。这部作品一经面世便获得业界高度认可，被影评人誉为"中国版的《杀人回忆》"，相继入围FIRST青年电影展、柏林国际电影节、伦敦BFI电影节等多个重要影展。一时间，她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影坛新星，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然而电影行业的残酷往往超乎想象。转眼十多年过去，当同龄导演都已建立起自己的作品体系时，她却调侃自己"归来仍是新导演"。几经波折才得以面世的第二部作品《绑架毛乎乎》，承载着她对电影创作的执着与思考。
有趣的是，《绑架毛乎乎》的创作其实早于奉俊昊的《寄生虫》。该片剧本早在2018年就已完成，并成功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在2021年播出的综艺《导演请指教》中，她临时获得替补参赛机会，截取电影部分情节改编成短片《阿基米德的晚餐》。原本计划借着综艺热度推动电影上映，却没想到命运又开了个玩笑——电影上映时间一拖再拖，直到最近才与观众见面。
谈及创作灵感，她表示故事都来源于生活体验。《黑处有什么》根植于她对90年代的记忆，而《绑架毛乎乎》则源自对当代中产家庭的观察。在日常生活中，她接触到许多有孩子的家庭，积累了丰富的雇主、孩子与保姆之间的故事素材。但她真正想探讨的，是命运的偶然性与随机性这个更深层的主题。
在影片中，曾美慧孜饰演的保姆石俊霞因命运不公错失上大学的机会，而闫妮饰演的女主人孙心如却毫不费力地享受着优渥生活。这种鲜明的对比激化了角色内心的不平衡，推动故事走向失控。但导演坦言，她最关注的其实不是保姆与女主人间的戏剧性冲突，而是那对"傻子忘年交"——由姜武饰演的大傻子任胜利和童星张博鑫饰演的小傻子毛乎乎。
这两个被社会边缘化的角色在绑架事件中意外相遇，并逐渐产生真挚的情感纽带。在导演看来，他们的"傻"恰恰代表了人性中最本真、最美好的一面。现代社会中的所谓"聪明人"，往往在成长过程中抛弃了最初的纯真特质，而这些被社会抛弃的"傻子"身上，却保留了这些珍贵的品质。
影片的叙事结构也颇具特色。如果抱着观看常规黑色犯罪片的预期走进影院，观众会发现故事的每一步发展都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这种叙事策略恰恰体现了导演的创作理念——让精于算计的"聪明人"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而单纯善良的"傻子"却误打误撞地获得救赎。
尽管在电影圈经历了资本的"毒打"，但她在创作中从未简单地将任何角色标签为"恶人"。她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曾有"小恶魔"一闪而过的时刻。《黑处有什么》中的女主角曲靖就曾因嫉妒而提供不实证词，导致警方误判；《绑架毛乎乎》中的石俊霞则是将一瞬间的恶意放大，最终引发连锁反应。
朋友说她有某种"恶趣味"，但她认为这种创作取向实际上是在探索人性幽暗曲折处的那一丝光亮。只有当人们经历万千曲折后，才能体会到他人善意的温暖与珍贵。影片中任胜利与毛乎乎的彼此救赎，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而在现实生活中，2022年那场风波也让导演既感受到了现实的恶意，也收获了来自各方的温暖善意。
当被问及未来创作计划时，她先是幽默地自嘲："什么？下一部？我连创作都不一定继续了。"但随后又平静地透露，确实又写了一个新故事，仍然延续"幽暗曲折中见光亮"的创作路子。只是她也不确定能坚持到哪一步。
这种不确定性折射出她这些年的心路变化。进入电影圈前的她，身处一个努力就有回报的时代，每个决定都能吃到时代红利——1995年离开河南福利优厚的石油大院去大连求学；毕业后到北京做记者、拍广告赚取第一桶金；在北京房价6000元时就果断购入两套房产，通过出租一套来覆盖两套的月供。
然而踏入电影圈后，她却每一步都错过行业红利期：2018年完成第二部作品时恰逢电影热钱大撤退；2019年末定好资方准备开机，却遭遇大环境巨变；2021年凭借综艺收获业内好评，又因投资环境不佳而无法延续项目热度。兜兜转转，一切仿佛又回到起点。
最近她迷上了脱口秀节目，从中看到了其他行业培养新人的活力与效率。"不是所有行业都像电影这样难以冒出新人，"她感叹道，"说到底，电影是资金密集型的文化行业，不是有天赋、有理想的人都有机会尝试。资本选择谁，往往取决于创作能力以外的因素。"
电影制作的庞大体系也让她感到困扰。参与网红艺人金广发的拍摄经历给了她很大冲击——原本以为短视频拍摄至少需要8-9人团队，却发现对方独自包办了导演、编剧、剧务、演员、制片等所有工作，甚至连买水都是亲力亲为。"拍摄时手机一摆，剧本现编，却能产出有趣的内容。相比之下，电影拍摄实在太笨拙了。"
她坦言这些年的电影创作体验：为了0.1%的表达冲动，要做99.9%毫不相干的工作。只有极少数时间在进行真正创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各种琐碎事务。虽然电影工业能承载更多想象力，但手机拍摄等低成本方式给了年轻人更大的创作自由和民主。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新导演"的她，如今开始思考：表达冲动的载体，或许不必选择最笨重的那一个。在这个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时代，电影艺术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而真正的创作自由，或许就在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从家庭主妇到电影导演，从舆论风波到重新出发，她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张力的现实题材电影。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位女性的追梦历程，更是一个创作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坚持与思考。而这一切，都让我们更加期待她下一部"幽暗曲折中见光亮"的作品——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